第三，一组普遍的道德标准。

与之类似，不提到一个人应当成为什么，或者不提及自然目的、完满或者善(自然赋予人力图实现的这些目的)，不可能确定人是什么。这两种理念相互联系：理想型理论智慧的图景仅仅是总体人类兴盛理念的一个部分。

(77)恰如希拉里·普特南所言，无处不在的事实与价值的纠缠颠覆了事实与价值二分法。(20)由此，霍布斯也从事实推导出了价值。自然主义伦理学主张，单一的善存在于事物的某种特性之中，而得出此结论的原因是其预设善可以基于这种特性而得到界定。(20)参见[英]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2-107页。及至近代，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人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外在世界成为人的客体，由此，基于人的判断而产生的价值与外在于人的事实之区分成为可能，③事实与价值分离命题应运而生。

(22)典型者如凯尔森，他提出，自然法理论从自然和人的本性推导出正义原则，而之所以如此推导的原因是，自然法理论主张，事实与价值不可分，价值内在于事实之中。也不是从自然概念的目的论或者其他任何自然概念推导出来。因此，法律拥有其自身的逻辑和它自己内在的规定性。

国家从普遍法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它主张自己的最高性，主张它拥有制定属于它自己的法律的绝对权威，排除任何高级法的约束。哈特曾在他的《法律的概念》一书中梳理过法哲学的基本问题。政治就其本身来讲是带有道德意图的，因此它在服务于道德生活的同时，把法律也囊括其中，将其作为一种技艺或一种与人的明智德性（prudentia/pronesis）相关的东西，法律无非就是人的明智德性对于正义的一种运用而已。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人类交往的频繁，以国家及其内部法律秩序为思考核心的第三种模式也正在遭遇越来越现实的挑战。

这也在某种意义上说明，有关法律的思考（亦即通常意义上所讲的法哲学）为何不可能从有关政治和道德的思考（亦即政治哲学）中分离出来。罗马时期的思想世界，在摆脱城邦模式的同时，开始逐渐发展出各种有关法律的学说，并形成了影响后世甚巨的罗马法学。

如何看待并约束这样一个绝对国家这一问题在绝对主义国家战胜宗教和突破之前的法律主义模式之后便立马凸显出来。中世纪的法律和政治思想一直为人们所忽视，但晚近的研究越来越真切地指出，现代的政法世界中的很多东西都脱胎于中世纪。法律至高性的观念在托马斯·阿奎那的体系中也显露无疑。在法律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此时的法学是相对漠视的。

他们的政治和法律思想不再把城邦作为思考的核心，而是把宇宙和支配宇宙之基本运行的法律作为其思考的核心。所以国家和法律的对立，在那个时候是一种极为陌生的观念。但此时的法学，其着重点不在国家和政治生活，而在于公民生活，因此，罗马法学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私法学。而这很有可能就是我们未来的重点的思考任务。

在城邦模式中，国家问题的着重点在于道德生活，法律被置于一个相对边缘的位置。这两点在现代法律观念中都被逐渐祛除掉了，不是被代之以意志（法律被看成是意志的产物），就是被代之以其他的目的观念，公共善在人们对于政治和法律的思考中逐渐失去了原本所拥有的那种重要性。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进入专题： 法律与国家 。但此时的国家与第一种模式所讲的国家，无论是就它们的内涵，还是就它们与其他要素——尤其是道德和法律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历史的进程开始了又一次新的综合，在中世纪中晚期即已有所萌芽的立宪主义和个人权利观念，被作为对抗绝对主义国家的最主要的手段而凸显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世的人们才普遍将他们看成是自然法思想最早的先驱。由此，法哲学的历史开启了一个所谓的法治国（Rechtstaat）或法治（Rule of Law）的阶段，在这里，核心的要点便是一种不同于之前两个历史阶段的全新的法律与国家间的关系。第二种则是以法律为核心。自由主义便由此孕育而生，其核心的观念一是在于对个人自由的强调，二是用法律来约束国家权力。在阿奎那最著名的《神学大全》中，除了《论上帝》一篇之外，最为人所知的就是他的《论法律》一篇，这一篇章成为后世自然法学说一再返回过来寻找思想源泉的资源。

不管是代议制、立宪主义，还是主权观念，所有这些，都渊源于中世纪的法律和政治思想。甚至可以说，现代早期的国家观念就是对中世纪的法律主义的一种直接反抗。

当我们把整个人类看成一个共同体，在地球一端所作的一个行为举止很容易就能影响到地球的另一端，人们普遍感受到相互之间的影响之后，一种新的法权的意识也必然会逐渐孕育出来。这是普遍法律秩序衰落之后必然导致的一个结果。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后来罗马人在构造法学（juris-prudentia）一词时所受的希腊观念的深刻影响。但城邦时期的世界，人们对于政治的看法是抱持极为乐观的态度的，人在本性上是政治的动物，政治不是对立于人的，而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或使人获得完善所必须的条件。

或者，如果说国家这个概念是一个相对比较晚近和现代的概念，那么这个问题所关注的即是法律和政治的关系问题。但是在第三种模式中，国家问题的着重点转向了统一和支配，所以主权问题被作为一个核心问题凸显出来，无论是国家的内部秩序还是外部秩序，都围绕着这个基本观念而展开。这对后世的法律观念，尤其是自然法观念影响甚巨。那时，对于国家与法律之间的关系的思考也会再次凸显出来，并发生某种可能的深刻的变化。

新的世界秩序便是由这种颠倒促生的，在这里，处于核心位置的不再是统摄一切的法律，而是各个独立的、作为主权者和至高者本身的国家。现代国家就是在与法律的斗争中登上历史舞台的。

另一是法律秩序超出并立于国家之上（自然法模式）。这也衍生出多种不同的思考模式：一是国家（或国家意志，或组成国家意志的人民的意志，或民族的精神）作为法律的渊源（早期法律实证主义（奥斯丁与边沁）、历史法学）。

在这里，尽管也强调立法者，尽管也强调法治之于人治的重要性，但是，核心的是国家与善（道德）的关系问题。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大致可以分出三种不同的模式：第一种是以国家思考为核心的模式。

再者就是直接把国家看成法律秩序（凯尔森）。他把法律与命令（或强制）之间的关系、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以及法律与规则之间的关系看成是法哲学史上三个恒久不变的问题。当然，哈特的这个梳理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恰切的，尤其是就法律的本质以及就200多年法理学发展的状况来讲是如此。因此，法律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开始了一段新的历程：自然和形而上学的约束在现代早期被逐渐祛除掉之后，在中世纪盛行的统一自然法的模式也随之消失，从而被代之以各个单一国家为主导的模式。

因此，此时的城邦，或此时的政治观念是不强调现代意义的法治的。在这一模式中，法律被置于一个相对比较次要的位置。

普遍法律观念的盛行与现实政治的现状（帝国的建立）形成相互吻合之势——城邦观念向世界城邦观念（亦即帝国观念）的过程——并持续支配了后来1000多年有关法律和政治的基本思考。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放置到一个更宽广的领域，以及把时间拉置到更为久远的年代，一个更为宏大和核心的问题便会浮现出来。

所谓的法治，其着眼点不在限制和约束国家，不在于使政府成为一个有限的政府，而是在于用法律来进行治理可以排除私人意志和私人专断，从而使国家或政府的运行更好地服务于公共善（common good）而不是私人利益（private good）。现代国家—法律模式 现代国家的诞生从根本意义上就是对法律主义模式的一种突破，因此其采取的最初形式往往是绝对主义国家，其看重的最核心的观念往往是主权观念。